历史

第十一章 莫笑书生空议论

31 5月 , 2019  

3、“天子守国门”思想正式形成。土木堡之变中,蒙古兵马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明朝宁死不迁都”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种思想我也不知道对明朝的灭亡有木有起到一些作用,虽然明朝:”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明朝无论是遇到多大压力,既没有屈膝投降,也没有割地赔款。但是到了明末那种内忧外患中,明朝依然兵分两路顽强对付满清和李自成,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明知不可为的时候可以迁都的,可惜啊,崇祯被大臣以这种思想逼得没法迁都,唉!
所以土木堡之变勋贵子弟的大量死亡和流失,造成没人可以代表武将集团在朝堂说话,被文官集团乘机夺权,造成明中后期武将地位低下和给文官压着欺负的重要转折点!明朝在这时候就一步步沉入灭亡的深渊。

在后世的历史评论家眼里,明朝军事制度,还有一个被人诟病极多的问题——文官带兵。
这个问题,通常出现在明朝中后期。而这也和明
朝的军事制度有关。明朝出兵打仗,施行的是“专征”制度,特别是在卫所制度稳固的中前期,都是由各卫所出兵,组成军队,然后再由德高望重的大将挂帅出征。
这样做的弊病,自然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除非将领本人极其厉害,否则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然受损。明朝开国早期,承担“专征”职责的,多那些功勋卓
著的功臣,比如,李文忠,蓝玉等人,这些人有实力有威望,三军自然服气,打起仗来更是捷报频传。但这套制度的漏洞,到了死后不久的“靖难之役”
里就暴露无遗,当燕王扯旗叛乱后,拥有全国军事力量的建文帝,三次调动百万大军北上,围歼只有十数万人马的朱棣,他同样采取的是专征制度,但选
择的人选,却是毫无军事经验的李景隆,结果明军大败亏输,近百万人被只有十多万人的朱棣打的全军覆没,最后连皇位都被朱棣夺了去。朱棣登基后改年号为永
乐,作为一个马上皇帝,他登基后第一次对北方蒙古的征伐,就给了他当头一棒,当时他给予国公邱福专征大权,命他统兵十万征讨鞑靼,结果邱福轻敌冒进,反而
全军覆没。后来的五次北征,吃了亏的永乐皇帝不敢再委以他人,全是自己亲力亲为,五次北征草原的壮举,成就了他“马上皇帝”的赫赫荣光,却也给他的儿孙
“挖了坑”。他的重孙子明英宗也学他的模样亲自“专征”,结果没征赢不说,自己反而被敌人瓦剌给“蒸”了——土木堡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专征的明英宗本人
也当了俘虏。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专征”这种模式,对于明朝来说是把双刃剑,本身专征军队的组建,就是以从各处调兵的方式完成,
军队的团队凝聚力肯定会受影响,这就需要承担命令的将领拥有卓越的素质,可一旦给予将领的事权过大,就会造成专权,让中央政府难以控制。所以既要放权,也
要节制权力,就成了这个模式最需要做的事情,终整个明朝,历代皇帝在军事指挥权方面动脑筋最多的,也是这个事情。早期朱棣的方式,就是既然信不过别人,那
就皇上自己来,但有了土木堡之败的教训后,自己来显然是不可能了,要解决问题,还是需要从制度上想办法。
自从土木堡之变以后,明王朝
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多办法,但从整个明朝中前期来看,除了皇帝御驾亲征的那几次外,通常承担“专征”任务的,都是具有公侯爵位身份的武将们,也就是说,如
果你穿越到中前期的明朝,想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大元帅,那么除了穿越成皇帝本人外,最好就穿越成有世袭爵位的公爵。可是,如果我们看看明朝中后期的历史的
话,却发现又不一样,担任专政统帅的,越来越多是文臣,到了最后,几乎最高军事主官,都是清一色的文臣。以强悍武功开国的明王朝,怎么又回到“以文制
武”的轨道了呢?
说这个转变,还是要从明朝军事制度的演变说起,明朝开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分权,放在中央,就是统兵权和调兵权分
开,放在地方上,就是地方兵权和行政权分开。可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这套分权制度的弊病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地方上,由于事权不统一,真出了事互相扯皮,结果
事情办砸了,扯皮还没完。为了不扯皮,从明朝第三任皇帝明成祖开始,明王朝就着手统一事权,在省里设巡抚,管辖兵马,民事,司法大权,然后又设富有管辖多
省权限的总督。这两个职务,主要就是统一兵权,而这两个职务,都是由中央文官兼职的临时性职务,巡抚是由中央副部级文官兼职,总督是由中央部级
级别官员兼职。也就是说,地方的军权,随着这两个职务的设置,开始由文官来执行。之所以会做出这个选择,原因是很多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各类
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明初尤其是朱元璋时代,武将集团的话语权极高,开国六公爵,五个都是武将,可随着明朝政治稳定,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
期,武将的作用日益下降,地位也就随之下降。更重要的因素是,文官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力量迅速壮大。而从明朝中期开始,武将的选拔,也有了以武举为代表
的科举途径,而武科举不止考武艺,真正决定中榜的是策论环节,也就是要考上,必须也要熟悉兵法战策,考评权主要由兵部文官来执行,这样一来,武科举出身的
武将选拔权,其实也渐在文官手里。此外,明朝兵部的权限也逐渐扩大,明初的兵部,和五军都督府之间是相互牵制的,但随着卫所制度的破坏,构架在卫所制度上
的五军都督府,也日益虚化了,而兵部的权力却日益强化,特别是随着募兵制的推行,军队的供给,由原先依托卫所制度自给,变成了文官政府财政拨款,如此一
来,文官集团对军队的话语权,自然也无比强大。而那些拥有世袭公爵的武将们,随着老一代的故去,下一代的能力,大多很难和上一代相比。也就是说,明朝建立
后,文官的力量一直是壮大的,传统公爵武将的力量,却是一直弱化的,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卫所制度的破坏,明朝逐渐开始用大规模的募兵制度来取代卫所
制,由于募兵的统辖带兵,主要由武将来负责,为了制衡武将,势必也要提升文官的权力,用文官来制约武将。于是以文制武的体制,就这样形成了。而最重要的一
个原因,却还是帝王本人的抉择,对于帝王来说,文官固然讨厌,但是文官集团悠久的传统和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受思想出身的文官,最多只是皇权的制衡者而
不是挑战者,但武将则不然,骄兵悍将在历代都是皇权大忌,从国家稳定和皇权安全性来说,文官是执行兵权的最好选择。明朝的军事制度,在绕了一个大弯后,最
终还是走上了以文制武的轨道。与其说是明朝的弊病,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然而即使对于文官本人带兵,明朝也并非完全放心,相反是
有一套监督体制的,首先就是“总兵”这个职务,这是明朝中后期以后,大多数纯粹的职业武将在军事生涯里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职。(五军都督府大都督,在明朝中
后期成了虚职),而它的地位以及权限,在整个明朝也是经历了一番变化的。明朝最早的总兵,设于洪武二年,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临时性官职,
并没有品级,主要是给予担负“专征”任务的元帅的。它真正开始以正式官职的名义确立下来,是在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命何福佩将军印,充总兵官,从此,总兵
一职,才以地方最高镇守长官的名义确立下来。总兵的特点是常驻地方,并且拥有地方军队的管辖权节制权,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事权统一,可以提高边军的战斗力。
但为了防止总兵权力过大,明朝在任命总兵的时候,又在总兵之上设立巡抚,用以节制总兵权力。而且随着宦官集团力量的上涨,明朝在各地又开始设立镇守太监,
由宦官监军,将文官武将都监视。这样,明朝的地方兵权,就形成了宦官——文官——武将相互制约的模式,如果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话,在三者之上,明朝才委派由
更高级别文官出任的总督经略,用以统一事权。所以说明朝的军制,宦官当家或者武将当家,甚至文官当家都不恰当,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模式。

回答:

问题:大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大举入侵大明帝国。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惨败,50万大军全军覆没。三大营精锐尽失,军力严重削弱。……关于土木之变的影响,史学界基本观点都认为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明朝对北方的威胁由战略进攻转为消极的战略防守,再无力举行大规模北伐。所以明朝开始衰落,进入中期。然笔者认为:土木之变确实是明朝开始衰落的一个节点,但它最大的能够让帝国开始衰落的影响并不是军事上的重大失利造成的,而是政治原因。对于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一次军事上的失利,不至于伤筋动骨,更不用说影响帝国命运。随后的北京保卫战就说明了问题。之后的戚继光抗倭,万历年的三大征等,都是帝国中晚期了,依然有军事上的再次崛起。所以,对于一个大帝国来说,它开始衰落主要从来不是军事原因。就是前面我说的政治原因了,那就是:政治失衡。土木之变,以英国公张辅为代表的武人勋贵集团集体报销,造成了帝国朝廷从此以后文官集团一家独大,而皇帝为了维持平衡,有时甚至不得不扶植宦官,或者让文官集团内部自己对抗,所以帝国将来宦官乱政和党争的苗头那时已经种下了,这才是明朝开始衰落甚至走向灭亡的祸根

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土木堡之变,造成跟随英宗伴驾的众多勋贵武将阵亡,使得握有明朝兵权的武官集团的势力大为衰落。而当时京师朝野震惊,人心浮动。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为了稳定大局,拥英宗之胞弟(景泰帝)即位,积极备战,粉碎了瓦刺军队的进犯,使华夏民族避免了宋代“衣冠南渡”的悲惨结局,以京师保卫战的胜利而告终。但造成朝廷的政治失衡,从此文官集团隆重的登上政治舞台,牢牢的掌握了朝廷大权,深刻的影响了明朝的政治社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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